“没……没什么……”王海声音干涩，勉强挤出一点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可能……可能昨晚没睡好，有点头晕。”
“哦，”老张也没多问，自顾自地整理着制服，“对了，刚才主管来找过你，说你昨晚巡逻记录没写清楚，让你今天下班前去他办公室一趟。你小心点，主管最近心情不好，别撞枪口上。”
“好……好，我知道了。”王海心不在焉地应着，脑子里一团乱麻。主管？扣工资？训斥？这些平时能让他焦虑半天的事情，此刻在郑怀山投案的巨大阴影下，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他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会不会被抓，会不会被灭口，过去那些事会不会被翻出来。
他强打精神，跟老张做了简单的交接。老张看他状态实在不对，也没多说什么，摇摇头走了。
王海一个人坐在狭窄的值班室里，面对着十几个监控屏幕。屏幕上显示着仓库各个角落静止或偶尔有搬运工走动的画面。但他什么也看不进去，眼前晃动的全是报纸上“郑怀山”那三个字，还有林国栋那双越来越清晰的眼睛。
他想起十一年前，林国栋被开除后，失魂落魄地离开单位的背影。想起后来听说林国栋跳楼的消息时，自己那一瞬间的心悸，和随即涌起的、强行压下去的庆幸——幸亏他死了，死无对证。想起郑怀山后来拍着他的肩膀，说“小王，干得不错，以后跟着我，亏待不了你”。想起那些年跟着郑怀山吃香喝辣、前呼后拥的日子。想起自己也曾是别人羡慕的“王处长”，也曾趾高气扬，也曾以为抱上了大腿，这辈子稳了。
可如今呢？郑怀山进了纪委，自己沦落到在物流仓库守夜，拿着微薄的薪水，住在肮脏的阁楼，众叛亲离，惶惶不可终日。这是报应吗？是林国栋的冤魂在索命吗？
不，不只是林国栋。还有吴建国，那个憨厚老实、却非要较真查账的财务科长。他记得郑怀山当时阴冷的眼神，记得胡济才拍着胸脯保证“处理干净”。后来，吴建国就“意外”坠河了。还有孙副组长，那个油盐不进、非要追查“蝎子”集团的纪检干部，后来出车祸死了。当时他就隐隐觉得不对，但他不敢想，更不敢问。他只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继续享受着郑怀山带给他的好处。
现在，郑怀山倒了。这些事，会不会都被翻出来？他王海，虽然在那些事里不是主谋，甚至不是直接执行者，但他知道，他参与了一部分，他默许了大部分，他从中获得了利益。他是帮凶，是从犯。一旦查起来，他跑得掉吗？郑怀山会保他吗？显然不会。郑怀山自己都自身难保，主动投案，肯定是想争取宽大处理，肯定会把能说的、不能说的都说了，以求保命减刑。他王海这样的小角色，在郑怀山眼里，恐怕连弃子都算不上，顶多是随时可以抛出去顶罪的替罪羊。
怎么办？我该怎么办？王海抱着头，手指深深插入稀疏的头发里，痛苦地蜷缩在椅子上。去自首？像郑怀山一样？可他有什么资格自首？他知道的，郑怀山肯定都说了。他自首，最多算是坦白，而且很可能被当成郑怀山的同案犯，罪行一点不会轻。不自首，等着被抓？那更惨。而且，除了警察和纪委，还有胡济才，还有“蝎子”集团那些人！他们要是知道郑怀山出事了，会不会清理知情人？自己知道那么多，他们能放过自己吗？
逃跑？像电影里那样，隐姓埋名，远走高飞？他有钱吗？有门路吗？他一个快六十岁、除了看仓库什么都不会的老头子，能跑到哪里去？恐怕没出这个城市，就被抓住了。
绝望，如同冰冷的藤蔓，紧紧缠绕住王海的心脏，越收越紧，让他几乎窒息。他感到一阵阵剧烈的眩晕和恶心。监控屏幕上的光，在他眼中扭曲、晃动，变成一片模糊而恐怖的光斑。
他猛地站起来，冲到值班室角落里那个肮脏的洗手池边，拧开水龙头，用冰冷的自来水拼命冲洗着自己的脸，想要让自己清醒一点，冷静一点。水流哗哗作响，打湿了他花白的头发和破旧的制服前襟。他抬起头，看着镜子里那张湿漉漉、惨白如纸、写满恐惧和绝望的脸。
这张脸，陌生而可憎。这就是他，王海，一个卑微、怯懦、贪婪、最终被自己的罪孽和恐惧吞噬的老男人。他曾经以为跟着郑怀山是攀上了高枝，却不知道，那高枝下面，是万丈深渊。如今，高枝已断，他正无可挽回地坠向深渊之底。
窗外，天色似乎更亮了一些，但厚厚的云层依然低垂，没有一丝阳光。新的一天开始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只是又一个平凡的工作日。但对王海来说，这一天，可能就是他命运彻底改变的起点，或者终点。
他擦干脸上的水，走回监控屏幕前，强迫自己坐下。但他根本无法平静，每隔几分钟，他就要神经质地扭头看向值班室门口，或者侧耳倾听外面的动静，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他心惊肉跳，仿佛下一秒，就会有穿着制服的人，或者更可怕的人，破门而入，将他拖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时间从未如此漫长，也从未如此难熬。每一分，每一秒，都像钝刀子割肉。王海就坐在那里，在无声的、巨大的恐惧中，等待着，等待着那未知的、却仿佛必然来临的审判。他的近况，就是一颗悬在深渊之上、即将断裂的枯藤上，瑟瑟发抖的、绝望的虫子。他不知道风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藤蔓何时会断，他只能被动地、恐惧地，等待着那最终的坠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