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进去。”
这四个字，像四颗冰冷的子弹，精准地击穿了郑怀山和宋玉成最后残存的、名为“侥幸”的薄壳。会议室内死一般的寂静，只剩下两人粗重、紊乱、带着恐惧颤音的呼吸声。
郑怀山脸上最后一丝血色也消失了，嘴唇翕动了几下，却没能发出任何声音。他的瞳孔放大，死死地盯着陈默，仿佛想从那张年轻、平静、却如同冰山般冷硬的面孔上，看出一丝玩笑或者转圜的余地。但他看到的，只有深不见底的冷漠，和一种近乎残忍的平静。
陈默不是在开玩笑，更不是在虚张声势。他是真的，将这两个选择，赤裸裸、血淋淋地摆在了他们面前。一个是看似自由、实则随时可能被昔日“盟友”撕碎的死亡之路；另一个，则是主动走入监狱，用漫长的刑期和公开的耻辱，换取相对确定的、在铁窗内的“安全”。
郑怀山的脑子在疯狂运转，试图在这两个看似都通往地狱的选项中找到一线生机，或者，找到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缝隙。他张了张嘴，喉咙干涩得像被砂纸打磨过：“陈……陈总……我……我们……我们已经按您说的做了……钱，所有的钱，都给您了……供述，我们也写了，什么都交代了……求您……高抬贵手……给我们……给我们一条真正的活路吧……”
他的声音嘶哑、颤抖，充满了卑微的祈求，哪里还有半分昔日郑主任的威严。他试图用“已经按您说的做了”来提醒陈默他们的“配合”，试图唤醒对方一丝可能的“仁慈”。
“是啊！陈总！陈爷爷！我们都照做了！全都交出来了！一个字都没敢隐瞒！求您行行好，放过我们吧！我们保证，马上消失！滚得远远的！这辈子都不出现在您面前！求您了！”宋玉成也反应过来，涕泪横流，几乎要从椅子上滑下去磕头。他比郑怀山更怕“进去”，在他浅薄的认知里，在外面东躲西藏，总比进监狱强，至少还有逃跑的可能，进了监狱，那就真是插翅难飞了。
苏瑾冷眼旁观，如同精致的雕塑，对两人的哀求无动于衷。陈默则微微向后，靠在椅背上，双手手指交叉，置于身前，目光平静地落在郑怀山脸上，仿佛在看一场与己无关的拙劣表演。
“活路，我给过你们了。”陈默的声音平稳，没有任何情绪起伏，“是你们自己，十一年前，亲手堵死了林国栋所有的活路。现在，我只是把你们当年给出的选项，稍作修改，还给你们。”
他顿了顿，继续道：“在外面，隐姓埋名，我会确保你们最基本的、符合我承诺的‘生活保障’。但仅限于此。我不会，也没有义务，保护你们免受李哲、‘蝎子’或者其他任何因为你们供述而可能对你们不利的人的追杀。那是你们自己种下的因，结出的果。你们可以赌，赌他们找不到你们，或者，赌他们不屑于对两条丧家之犬赶尽杀绝。”
郑怀山和宋玉成的身体同时一颤。赌？他们拿什么赌？李哲的能量，“蝎子”集团的凶残，他们比谁都清楚。一旦那些材料被陈默用某种方式“泄露”出去，或者仅仅是因为他们失踪，引起了那些人的疑心，等待他们的，必然是灭顶之灾。陈默的“不主动提交”，并不意味着“不泄露”。他完全可以用一种“意外”的方式，让那些材料落到该看到的人手里。到那时，他们在外面，就是活靶子。
“至于第二个选择，”陈默的目光转向宋玉成，又回到郑怀山身上，“主动进去，将所有罪行向司法机关自首，并检举揭发李哲、刘振邦、胡济才、‘蝎子’集团等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这是重大立功表现，可以，也必须，在你们的量刑上予以考虑。监狱虽然不自由，但有规矩，有秩序。在里面，至少，你们的生命安全，在刑期之内，是有基本保障的。而且，有了重大立功，无期可以变有期，死刑可以缓期，甚至，如果你们交代的线索足够重大，牵扯出足够多的大鱼，戴罪立功，换取更轻的刑罚，甚至特别的保护性监禁，也不是不可能。”
陈默的语调始终平稳，像在陈述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实，但每一个字，都像重锤，敲在郑怀山和宋玉成的心上。他将监狱描绘成了一种“相对安全”的避难所，将“自首揭发”包装成了一个可以争取“更好待遇”的筹码。这扭曲的逻辑，却恰恰击中了郑怀山此刻最深的恐惧——对李哲和“蝎子”集团报复的恐惧。
郑怀山的额头上，冷汗密密麻麻地渗出。他当然知道监狱是什么样子，那绝不是陈默轻描淡写的“有规矩、有秩序”那么简单。那是彻底的失去自由，失去尊严，失去一切社会关系，在方寸之地了此残生，甚至可能死在里面的地方。他曾经高高在上，去过监狱视察，见过那些囚犯麻木的眼神。让他去那里？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光是想想，他就感到一阵阵眩晕和恶心。
但是……在外面呢？陈默真的会“信守承诺”，仅仅是不主动提交证据，然后就对他们不闻不问，让他们拿着那点“基本生活费”苟活？他不信。陈默费尽心机，布下如此大局，逼得他们倾家荡产，写下致命供述，难道仅仅是为了让他们“隐姓埋名”？这说不通。更大的可能是，陈默会让他们在外面“自然”地消失，或者，巧妙地让他们的行踪和罪证“泄露”给李哲和“蝎子”，借刀杀人。那样，陈默既履行了“不主动提交”的承诺（因为他确实没提交），又能借李哲和“蝎子”的手除掉他们，还不用脏了自己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