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伯律师在一旁安静地坐着，扮演着见证者和法律顾问的角色，但显然，这次会面的主导者是韦伯。
林晚迎着韦伯的目光，没有躲闪。“我明白，韦伯先生。我从未想过，仅凭之前那些零散的信息，就能一劳永逸。我也深知，要真正打击像‘黑色郁金香’这样的组织，需要更具体、更有力的情报。”
她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词句：“但是，也请您理解我的处境。我掌握的很多信息，是我在过去几年冒着生命危险，通过秘密渠道一点一点搜集起来的，有些甚至是我的线人用鲜血换来的。这些信息是我保命的根本。在我的人身安全得到完全、可靠的保障之前，在我确信这些信息不会被不当使用，或者反过来危及我和我尚在A国的亲人和线人之前，我不可能，也不应该毫无保留地全部交出。”
这是讨价还价，也是试探。她需要知道瑞士方面对“合作”的期望值有多高，底线在哪里，以及他们能为她提供什么样的“保障”。
韦伯先生似乎对她的反应并不意外。他轻轻点了点头：“很合理的顾虑。瑞士尊重并保护信息提供者的安全，这是我们信誉的基石。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对您的保护措施。比如，为您提供更隐蔽、更安全的永久居所安排；在极端情况下，启动证人保护程序，为您和您的直系亲属（如果可能）变更身份；确保您提供的信息，在用于司法或监管目的时，会以适当方式进行处理，避免直接暴露您的身份。”
“但这些，”林晚轻声打断，语气依然礼貌，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都需要建立在更深入合作的基础上，对吗？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韦伯先生难得地露出一丝极淡的微笑：“索科洛娃女士，我们不是在进行简单的商品交换。这是一项基于互信和长期利益的合作。我们释放善意，提供庇护；您提供信息，证明价值。这是一个相互确认、逐步深化的过程。没有人要求您一次性·交出所有底牌。但是，合作需要看到诚意，也需要看到进展。”
他打开那个薄薄的文件夹，推到林晚面前。里面不是文件，而是一张打印出来的、简洁的列表，上面用德法双语列出了几个问题或信息需求方向：
1. “黑色郁金香”集团在欧洲，特别是在瑞士、列支敦士登、卢森堡等金融中心，用于洗钱和资产转移的核心空壳公司、信托及基金会名称，及其实际控制人或受益人（至少三个可信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名称）。
2. 该集团与某些欧洲国家（可具体指明一到两个国家）政治人物、政党或高级公务员存在不当利益往来的具体事例、时间、方式及大致金额（需有可查证的线索或证据指向）。
3. 该集团在艺术品、古董、虚拟货币等非传统洗钱领域的操作手册、关键中介人（掮客、鉴定师、拍卖行内部人员）信息，及近期正在策划或进行中的重大交易（目标物品、大致时间、涉及金额）。
4. 该集团内部的核心决策圈人员构成、代号、可能的常驻地点及通讯习惯（即使是部分信息）。
5. 您所知的，该集团与任何恐怖主义组织或受制裁国家实体存在资金或人员往来的任何信息（无论多么模糊）。
列表不长，但每一个条目都直指隐门在欧洲网络的核心和命脉。这不是要求“更核心情报”，这是要求交出足以动摇其根基、甚至引发欧洲政坛地震的“致命情报”。
林晚的目光扫过这张纸，内心波澜起伏，但脸上依旧维持着“叶莲娜”应有的、混合着恐惧、挣扎和一丝决绝的复杂表情。她知道，瑞士方面，或者说韦伯代表的势力，胃口比她预想的还要大。他们不仅要打击犯罪，更想借此掌握某些政治筹码，清理门户，或者巩固自身在国内外的地位。
“这些问题……”林晚缓缓开口，声音有些干涩，“涉及的信息非常敏感，也非常危险。其中一些，我也只是知道片段，或者需要时间回忆和整理。而且，一旦泄露，对方会立刻知道信息源来自内部，我的处境会极其危险，我可能永远也无法真正安全。”
“我们理解其中的风险。”韦伯先生的声音依旧平稳，“所以，我们不要求您立刻、完整地回答所有问题。我们可以分阶段进行。比如，先从第一条开始，提供一到两个相对外围，但具有典型性和可查证性的空壳公司信息，以及它们在瑞士银行的开户行和大致资金规模。让我们看到信息的质量和价值。作为回报，我们可以立即启动程序，为您安排一处位于更偏远、更安全地区的住所，并升级您的安保级别。同时，我们会认真评估您提出的、关于您在A国亲人安全性的关切，看看是否有通过外交或秘密渠道进行干预的可能性——虽然这很困难，但并非完全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