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尔尼，基兴菲尔德区（Kirchenfeld），一栋建于二十世纪初、有着浅黄色砂岩外墙和繁复铁艺阳台的公寓楼顶层。这里与联邦庇护中心的沉闷压抑判若两个世界。公寓宽敞明亮，保留了时代的优雅风貌——挑高的天花板装饰着精致的石膏线，人字拼花木地板光洁如镜，巨大的落地窗外是缓缓流淌的阿勒河（Aare）和远处伯尔尼老城连绵的红色屋顶。家具是简约的现代风格，与老建筑融合得恰到好处，品质上乘却毫不张扬。
这里是瑞士方面为“叶莲娜·索科洛娃”安排的临时住所，或者说，是条件更好一些的“安全屋”。行动依然受限——未经批准不得离开伯尔尼州，外出需提前报备路线和时间，公寓内部显然装有监控设备，那位被指派“协助”她的律师马丁·胡伯先生，也定期来访，美其名曰“跟进居留手续并提供法律咨询”，实则也担负着某种程度的监视和评估职责。
但比起庇护中心那间狭小的、被监控的“观察间”，这里已是天壤之别。林晚（叶莲娜）有了相对私密的空间，可以不受打扰地思考、阅读（胡伯律师会带来一些经过筛选的报纸和书籍），甚至可以通过一台经过特殊设置、只能访问有限几个“安全”网站、且所有流量被严密监控的笔记本电脑，与外界进行极其有限的、审查过的联系——当然，是与“鹰眼”、“猎隼”以及苏瑾（通过多重加密和跳转）联系。
获得临时庇护身份（B类许可）只是第一步，一层脆弱的保护壳。正如那位杜兰德先生所言，这庇护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她必须持续提供关于“黑色郁金香”——隐门——的“更核心情报”。瑞士人不是慈善家，他们提供的庇护，本质上是一场交易。用暂时的安全和居留权，换取对他们有价值的信息，用以打击可能威胁其金融体系稳定和国际声誉的犯罪网络，甚至可能作为与某些国家（比如美国，比如中国）进行情报交换或外交博弈的筹码。
林晚很清楚这一点。她也知道，自己手中的“筹码”必须谨慎使用，既要让对方看到持续合作的价值，又不能一次性亮出底牌，更不能暴露自己真实的目的和身份。这是一场在刀尖上行走的情报交易，每一步都需计算精准。
临时庇护批准后的第五天，律师胡伯再次来访。这一次，他并非独自一人，身边还跟着一位陌生的访客。
来人是一位五十岁上下、衣着考究、气质内敛的男士，深灰色西装剪裁合体，金丝边眼镜后的目光温和却带着不容忽视的穿透力。胡伯介绍他时，称呼他为“韦伯先生”，来自“联邦相关部门”，负责“有组织犯罪及金融情报事务”。没有更具体的头衔，但林晚明白，这大概来自瑞士的情报或金融监管核心部门，比如瑞士联邦情报局（NDB）或联邦金融市场监管局（FINMA）下属的特别调查单位。
“索科洛娃女士，希望您在这里住得还算舒适。”韦伯先生的德语口音标准，法语也流利，他选择用法语交流，语速平缓，措辞谨慎，带着瑞士官员特有的那种礼貌的疏离感。
“比之前好很多，谢谢。”林晚用略带东欧口音的法语回应，同样谨慎。她为两人准备了简单的咖啡（公寓里配备了基本生活物资），三人坐在客厅临窗的沙发上，窗外是午后的阳光和静谧的河景，气氛却如同商务谈判般正式。
寒暄很快结束。韦伯先生放下咖啡杯，从随身携带的皮质公文包里取出一个薄薄的、没有任何标识的文件夹，但没有打开，只是将双手交叠放在上面。
“索科洛娃女士，我们感谢您之前提供的关于‘黑色郁金香’集团活动模式的信息。我们的初步分析认为，这些信息具有相当高的……启发性。”韦伯先生用词非常精准，“它帮助我们识别了某些之前被忽略的异常资金流动模式，也让我们对某些表面上合法的商业和艺术活动背后的潜在风险，有了新的认识。”
“能有所帮助，我很欣慰。”林晚微微颔首。
“然而，”韦伯先生话锋一转，目光透过镜片，平静地注视着林晚，“您提供的信息，更多是模式描述和间接证据，涉及的具体实体、关键人物、以及确凿的、能够直接用于司法起诉或采取强制措施的证据，仍然比较有限。而且，这些信息主要集中在金融和商业层面，对于这个组织的内部结构、决策层级、以及与某些……政治势力的具体关联，触及不深。”
他身体微微前倾，语气依旧平和，但分量明显加重：“瑞士联邦为您提供了庇护，承担了相应的国际义务和潜在风险。我们希望，并且需要，这种合作是相互的，是可持续的，并且是……不断深入的。您明白我的意思吗，索科洛娜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