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至，是我。”
“听出来了。你那边怎么样？”
“谈判结束了。委员长接受了条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明天我送委员长回南京。”
她把听筒从左手换到右手，电台的杂音在电话线里嘶嘶响了一阵。
“护送还是自首？”
电话那头沉默了。过了好一阵子，他的声音才重新响起来，比刚才轻了些：“凤至，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但这一步我必须走。我给委员长扣了这两周，现在把他安全送回去，是我的本分。到了南京之后会怎样——那不是我能做主的。我对我能做的事负责，剩下的交给天意。”
“你每次说交给天意的时候，都是你自己已经做了决定的时候。九门口那次也是，帽儿山那次也是。”
“这次不一样。”他顿了一下，“这次不是打仗。我扣了委员长，现在把他送回去，这是——”
“是交代。”她接过他的话，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稳，“你对自己做的事有个交代。我知道了。”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过了一阵子，他忽然开口：“凤至。”
“嗯。”
“到了南京，如果我不能打电话回来——”
“没有如果。你到了南京，第一件事是打电话回来。第二件事——不要签字。不管是军法处的什么文件，都不要签。等我到了南京再说。”
“你要来南京？”
“你现在才问？”
他没有回答。两个人在电话两端沉默着，杂音在听筒里嘶嘶地响。过了一阵子，他忽然开口：“北平冷不冷？”
“冷。炉子一直烧着。”
“那棵枣树还在不在？”
“在。入冬前孙参谋叫人修剪了枯枝。等开春还能发芽。”
“开春——”他重复了一遍这个词，然后说，“如果开春我还没回去，你替我去看一眼。”
“你自己回来看。树的事我不管，我只管你到了打电话回来。”她停了一下，“汉卿。”
“嗯。”
“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你做了你该做的事。后面的事，我来做。”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他的声音再响起来时有些沙哑：“我知道了。这些年——你一直在做后面的事。从九门口到皇姑屯，从评审小组到秦皇岛，现在又是西安。凤至，我——”
“别说这些。”她打断他，“你到了打电话回来。”
“知道了。挂了。”
电话那头传来忙音的嘟嘟声。她握着听筒站了一会儿，窗外的雪下得更大了，枣树的枯枝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白。她把听筒放回电话机上，走到窗前站了片刻。院子里白茫茫一片，廊檐下挂着几根冰溜子，厨房那边秋月正在添柴，灶火的光从门缝里漏出来，在雪地上映出一道窄窄的暖黄色。赵一荻住处的方向有炊烟升起来，细细的一缕，被风一吹就散了。她没有让人去通知赵一荻——不是忘了，是这件事已经不需要任何人转达了。他会告诉她，就像他刚才告诉自己一样。
她重新坐回桌前拿起笔，把当天收发的几份电报和这一通电话的要点逐一记在日志本上，然后将日志本收进抽屉。桌上那份转运清单还有最后几笔没有核完——香港到广州的中转费比上月涨了半成，虞洽卿在电报里说是因为珠江口的巡逻艇增加了临检次数。她在备注栏里写了一句“已阅，暂不调整航线”，然后合上账本。
炉子里的煤火已经烧得暗红了。她给炉子添了一铲煤，看着火苗窜上来舔着新煤的边缘，然后伸手关了桌上的灯。北平的冬夜又冷又长，明天还有明天的事——她明天要等他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