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航线的事情告一段落，于凤至坐船北上，在上海港靠岸已经是三天后的傍晚。码头上到处是搬运工的号子声和轮船汽笛，空气里混着海水的咸味和煤烟。
她从舷梯上走下来，脚踩在码头湿漉漉的石板上，迎面看见孙参谋站在一堆木箱旁边朝她挥手。他比以前更瘦了，军装穿在身上空荡荡的，但眼神还硬着。
“少夫人，虞洽卿先生派人来问过两次了，说您一到上海就请您过四马路杏花楼。”
“他消息倒灵通，”于凤至把行李递给旁边的搬运工，“你先跟我说说，天津港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关东军在大连加派了巡逻艇，天津日租界的仓库上个月被查封了，理由是有人在里面囤积违禁物资。好在我们在查封前已经把货全部转进了英租界，谢苗诺夫帮忙找的报关行接的手，每转一批重新贴一次唛头，全部标成民用棉纱。”
“亏了多少？”
“没亏。就是转运费高了两成，加上英租界的仓租比日租界贵得多——算下来这一趟勉强保本。”
于凤至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回头问他：“弟兄们知道吗？”
“只知道您从欧洲订的货照常到了。没人在转运合同上看出任何问题。”孙参谋说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于凤至微微点了点头——天津港的出口线暂时被堵住了，但谢苗诺夫手底下的白俄报关网络还在，从欧洲发往天津的货绕道英租界，步骤多、成本高，可货到了。
翌日傍晚，虞洽卿派人送了请帖来。这位上海商界的大佬把她约在了外滩一家不大起眼的酒楼雅间，推门进去的时候虞洽卿已经坐在里面了，桌上摆着几碟精致冷菜，一壶烫好的花雕。他六十开外，满头银发往后梳得一丝不苟，笑起来眼睛眯成缝。
“你爹在奉天商会的时候跟我喝过一回酒。他说他闺女比他强——账本一翻开就知道谁在偷钱。”虞洽卿把酒壶端起来给她斟了一杯，“我当时不信。后来听说你在东北管军需，把杨宇霆逼得摔了好几回门，你爹没说大话。”
“我爹那是夸我，当不得真。”于凤至接过酒杯放在一边，从随身带的公文包里抽出几张报价单，摊在桌上，“虞伯，这是磺胺、棉纱和绷带的到港单价和供货周期，从纽约发旧金山中转，走香港报关行进广州，再换内河船运到上海。您看看价格。”
虞洽卿戴上老花镜把报价单从头到尾看完，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桌上。“这个价格——你赚什么？”
“我不赚。磺胺是给前线伤兵的，绷带是给他们裹伤的，棉纱是给他们做夏装的。这些东西不是买卖，是命。”于凤至端起酒杯抿了一口，花雕醇厚，她放下杯子时指尖在杯沿上轻轻转了一圈，“我在香港拿货，报关行收我一成手续费；到广州转内河船，又去了一成；加上英租界仓位溢价——算下来每一批磺胺都在贴着底价走，但只要不停，前方医院就不会断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