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楼里的光线由昏黄转为彻底的黑暗，又从黑暗透出一点灰蒙蒙的晨光。王海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那个夜晚的。酒精带来的短暂麻木退去后，是更剧烈的头痛和胃部的抽搐，以及如同跗骨之蛆、愈演愈烈的恐惧。他几乎一夜未眠，即使偶尔迷糊过去，也会被各种光怪陆离的噩梦惊醒——有时是林国栋浑身湿透、脸色青白地站在他床前，有时是郑怀山戴着手铐，面无表情地指着他，有时则是几个看不清面目的人影，拿着棍棒或刀子，沉默地向他逼近。
每一次惊醒，他都浑身冷汗，心脏狂跳，在狭窄的床上蜷缩成一团，瞪大眼睛，死死盯着那扇薄薄的木门，直到眼睛酸涩，天色微亮。他不敢开灯，仿佛黑暗能给他一点可怜的安全感。外面城中村的声音渐渐嘈杂起来，新的一天开始了，但对王海而言，这只是另一个在恐惧中煎熬的循环。
胃部的绞痛和强烈的恶心感让他无法再躺下去。他挣扎着爬起来，头晕目眩，差点摔倒。昨晚那点挂面几乎没吃，又吐了个干净，此刻胃里空空如也，但更多的是翻江倒海的难受。他扶着墙壁，走到那个锈迹斑斑的水龙头前，用冷水狠狠扑了几把脸。冰冷的水刺激着皮肤，让他稍微清醒了一点，但那种深入骨髓的寒意和恐惧，却丝毫未减。
他看着镜子里那个眼窝深陷、面色蜡黄、胡子拉碴的男人，几乎认不出那是自己。才短短几天，郑怀山投案的消息，就像最猛的催化剂，将他这些年积攒的颓唐、病态和恐惧，全部催发出来，凝结在脸上，让他看起来老了十岁不止。
必须找点吃的。他对自己说。不然不用等警察或者胡济才的人找上门，他自己就先倒下了。他记得楼下巷子口有个早点摊，卖最便宜的馒头和稀粥。他需要食物，哪怕一点，来维持这具正在迅速衰败的躯壳。
他摸了摸裤袋，里面还有昨天剩下的几枚硬币。他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掏出来，摊在手心数了数：一个五毛，三个一毛，还有两个一元的，一共两块八毛钱。这点钱，只够买两个最便宜的白面馒头，或者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白粥。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去买馒头，更顶饿。
他换下那身汗湿的保安制服，穿上一件洗得发白、领口磨损的灰色旧夹克。夹克很薄，抵御不了清晨的寒意，但他没有更厚的外套了。他深吸一口气，仿佛要积蓄勇气，才拧开那把他自己都觉得形同虚设的破锁，走下咯吱作响的楼梯。
清晨的城中村空气污浊，混杂着各种气味。早点摊的蒸汽，垃圾桶的酸臭，公共厕所的骚味，还有不知哪里飘来的煤烟味。王海低着头，缩着肩膀，快步走向巷子口。他不敢看任何人，总觉得周围那些匆匆走过的、面目模糊的行人，或者蹲在路边刷牙洗脸的租客，都用一种异样的、审视的目光在看他。他知道这可能是自己的幻觉，是恐惧导致的疑神疑鬼，但他控制不住。
早点摊前围着几个人。王海等前面的人买完，才凑上前，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两个馒头。”他递过去一枚一元的硬币。
摊主是个皮肤黝黑的中年妇女，看都没看他，麻利地用塑料袋装了两个冷硬的馒头，找回两毛钱硬币。王海接过塑料袋，馒头冰冷的触感透过薄薄的塑料传到手心。他没有立刻离开，犹豫了一下，低声问：“有……有咸菜吗？一点就行。”
摊主抬眼瞥了他一下，眼神里没什么情绪，随手用筷子从旁边的咸菜盆里夹了一小撮，丢进他装着馒头的塑料袋。“一毛。”
王海默默地把那两毛钱硬币又递了回去。摊主找给他一毛。他捏着那枚小小的、冰凉的一毛钱硬币，和那个装着两个冷馒头、一小撮咸菜的塑料袋，转身离开。身后传来摊主和熟客的谈笑声，谈论着猪肉又涨价了，谁家孩子考了高分，那些声音在王海听来，遥远而模糊，与他无关。
他没有立刻回阁楼。他害怕那个封闭、压抑、充满霉味和恐惧的空间。他漫无目的地在狭窄、脏乱的巷子里走着，低着头，啃着冰冷的馒头。馒头很硬，没什么味道，咸菜齁咸，但他还是机械地咀嚼着，吞咽着，只是为了填满空虚的胃，获取一点可怜的能量。
他不知道要去哪里，能去哪里。世界这么大，似乎没有他的容身之处。他像一缕孤魂，在城市的缝隙里游荡。
不知不觉，他走出了城中村的范围，来到一条相对宽阔、但也不算繁华的街道。这里车流人流多了起来，公交车、电动车、行人匆匆而过。他下意识地避让着，尽量贴着墙根走。阳光有些刺眼，他抬手挡了一下。就在他放下手，准备穿过一条小巷，抄近路回城中村时，眼角的余光，忽然瞥见了什么。
他的身体猛地僵住，血液仿佛在瞬间凝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