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苏瑾直接打断了他，语气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签，或者，你也可以选择不签。那么，你将立刻被移交给有关部门，以你涉嫌的罪名。陈总承诺的‘不主动提交证据’，将自动失效。你面临的，将是立即的逮捕、审判，以及，在监狱里等待可能来自李哲或‘蝎子’的‘问候’。”
宋玉成的脸瞬间惨白如纸。不签，立刻进去，而且可能死得更快；签了，失去一切，未来生死未卜，但至少……暂时还能在外面喘口气。他再次面临了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而这一次，他同样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签……我签……”宋玉成哭丧着脸，抓起桌上另一支笔，在那份声明上，歪歪扭扭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下了手印。鲜红的手印，像一道耻辱的烙印，也像一份通向未知黑暗的通行证。
保安将签好的声明收走。苏瑾从随身携带的文件夹里，取出一个薄薄的、没有任何标识的牛皮纸信封，递给宋玉成。
“里面是你的新身份证，名字是‘宋明’。一张不记名的手机卡，一部最简单的老人机，里面只存了一个紧急联系号码，非必要不要使用。一张银行卡，里面有五万块钱。这是你未来一年的‘基本生活费’。一年后，如果确认你遵守约定，没有异动，会有人联系你，提供下一年的费用。卡里的钱，只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开销，不要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另外，还有一张今晚十点出发、前往西南某省偏远县城的火车票，硬座。到达后，按照信封里另一张纸条上的地址，去那里找一个姓赵的人，他会给你安排一个住处，并告诉你接下来的规矩。”
五万块。一年。硬座火车。偏远县城。姓赵的人。规矩。
每一个词，都像一把小锤，敲碎了宋玉成心中最后一点关于“隐姓埋名”后可能还有一点舒适生活的幻想。五万块，在那种小地方，或许勉强能活下去，但绝对是与过去奢侈生活天壤之别的清苦。硬座火车，意味着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小时的拥挤、疲惫和不适。偏远地方，意味着与世隔绝，信息闭塞，生活不便。而那个“姓赵的人”和“规矩”，则意味着他依然处于严密的监控和控制之下，并非真正的自由。
他颤抖着手接过那个轻飘飘、却重若千钧的信封，仿佛接过的不是“生路”，而是一道枷锁，一份判决书。
“现在，你可以走了。”苏瑾看了一眼手表，“距离火车发车还有三个小时。我们会有人‘送’你去火车站，并确保你上车。记住，上车后，直到到达目的地，中途不得下车，不得与任何人联系。到达后，按纸条指示做。任何偏离，都视为违约。”
宋玉成紧紧攥着那个信封，指关节发白。他想问什么，却不知道该问什么。他想求什么，却知道求也没用。他看了一眼瘫在地上、仿佛已经失去所有生机的郑怀山，又看了看面无表情的苏瑾和那几名冷峻的保安，一种巨大的、冰冷的孤独和恐惧淹没了他。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宋玉成，不，宋明，将独自一人，踏上一条前途未卜、吉凶难测的流亡之路。
两名保安上前，一左一右，站到了宋玉成身边。没有粗暴的动作，但那种无声的威压和“护送”的意味，再明显不过。
宋玉成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他曾经风光无限、如今却让他坠入深渊的地方，咬了咬牙，低着头，跟着两名保安，一步一步，挪向会议室门口。他的背影佝偻，脚步虚浮，仿佛瞬间老了二十岁，哪里还有半分昔日“宋处”的影子。
苏瑾的目光转向依旧瘫坐在地的郑怀山。
“郑怀山。”她的声音在空旷的会议室里响起。
郑怀山身体微微一震，缓缓地、极其缓慢地抬起头。他的脸上混杂着汗水、泪痕和一种近乎麻木的死寂。眼神涣散，失去了所有光彩，像两潭枯竭的死水。
“你的处理方式，是第二条。”苏瑾的语气没有任何变化，仿佛在陈述一个既定流程，“你需要先跟我们走。今晚，我们会安排你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明天上午九点，会有人‘陪同’你，前往省纪委监察委，主动投案自首。你需要当面向接案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交你亲笔书写并签名的《自首及检举材料》——也就是你刚才写下的那份。同时，我们会将相关证据材料的复印件，通过适当渠道，一并提交。在此期间，你的饮食起居会有人负责，请不要试图与外界联系，或做出任何不理智的举动。”
郑怀山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眼角肌肉无法控制地轻微抽搐着。投案自首……亲自去……当面向那些他曾经或许都不屑正眼瞧一下的年轻纪检干部，交代自己的罪行，乞求宽大处理……这画面，光是想想，就让他感到一阵阵生理性的恶心和眩晕。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或者说，是陈默给他的、唯一的、不那么快死的“选择”。
苏瑾顿了顿，继续用那种平静无波的语调说：“基于你主动自首并检举揭发李哲、刘振邦、胡济才、‘蝎子’集团等重大线索的‘重大立功’表现，以及你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佳等因素，你的律师会为你争取取保候审。但这取决于办案机关的决定。在案件审理期间，你会被异地羁押，并得到相应的安全保护。这是陈总对你‘配合’的额外‘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