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大鼎沉默了一会儿。“大人，那我继续写。”
“写。写到写不动为止。”
向德宏看了一眼窗外，闽江的水声远远传来。他忽然想起林义。林义在北京已经六年了，每年写几封信回来。信里说他在总理衙门门口站着，不跪了，站着的琉球人。他在那间小客栈里住了六年，郑义陪了他六年。两个人，一间房，一张桌子，一盏灯。
向德宏从抽屉里拿出林义最近的一封信，又看了一遍。
“大人，我在北京。今天去总理衙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人看我。没有人在乎。可我站着。站着，比跪着难。站着腿疼。可我不能跪。郑义的腿也疼，他陪着我在门口站着。我们站着，等。等朝廷想起琉球的那一天。”
他把信折好，放回去。他想起林义刚去北京的时候，腿还没好利索，拄着木棍，一步一步地走。现在他的腿好了，可他的木棍还留着。他说，留着，提醒自己曾经跪过。
向德宏站起来，走到窗前。江面上有渔火，一闪一闪的，像那天夜里在那霸港的星星。他站在窗前，站了很久。
他想起六年前离开北京的那个早晨。林义拄着木棍，站在客栈门口，说：“大人，我会写信回来。”他写了。每个月都写。有时候写很长，有时候写很短。可他从来没有断过。一封信都没有断过。
向德宏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很瘦，指节凸出，掌心有茧。握过笔，握过刀。写过信，写过请愿书。握过林世功的手，握过毛凤来的玉，握过尚泰王的麒麟玉。他攥紧了拳头。
六年了。他守了六年。灯没有灭。人没有散。
他转过身，走到桌前，铺开一张纸，提起笔。他要写信。写给林义，写给郑义，写给每一个在外面的人。告诉他们，福州还在。灯还在。人还在。
“林义：六年了。会馆还在。灯还在。人还在。铁血队已经八十多人了。陈铁生的拳头还是硬的。毛允良的刀还是快的。林怀远的长刀每日举起，未曾放下。蔡大鼎的记录已经二十多万字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看看？回来看看这些年轻人，看看他们练的刀，看看他们写的字。看看这盏灯，它亮了六年，没有灭过。”
他写完了，看了一遍，折好，放进信封。他没有叫黄国良，自己走到楼下，把信交给陈老板。“明天一早，送到驿道。”
陈老板接过信，揣进怀里。“大人，您该歇了。”
向德宏没有回答。他回到楼上，站在窗前。闽江的水声远远传来，很轻，很慢。他伸手摸了摸窗台上的灯。灯已经灭了，可灯座还是温的。
他站在窗前，望着闽江口的方向。天亮了。新的一天，他还要守。
他把手伸进怀里，摸了摸那两块玉，摸了摸那包火药，摸了摸那把短刀，摸了摸林世功的诗，摸了摸那把匕首。十样东西，贴着他的心口。
他想起陈铁生的话——不够，差远了。
是不够。可他等不了了。他等不了十年，等不了二十年。他的头发白了，腿不疼了，可他的心老了。他怕自己等不到琉球回来的那一天。可他怕的不是死，他怕的是这盏灯灭在他手里。
他抬起头，看着窗外的天。天很蓝，蓝得透明。
“琉球，”他在心里说，“你等着。我回不去，可他们会回去。我点着的灯，他们会接着点。”
他转过身，走回桌前，坐下。他没有睡。他铺开一张纸，拿起笔。他要继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