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伸手把他的眼睛合上了。
那年，我十四岁。
我爹下葬的那天没下雨。
这在蓨县不多见，秋天嘛，隔三差五就是一场雨，可那天偏偏晴了。
阳光很淡，照在身上不暖也不凉，就那么照着，不痛不痒的。
棺材是最薄的那种杨木板钉的，四块板子，两寸厚，合不严实，有缝。
我娘用布条把缝堵了，又拿米汤糊了一遍。
坟地在城外。
一片荒坡，长满了酸枣树。
来送葬的人不多，隔壁的李大伯一家，斜对门的赵婶，还有两三个在衙门里跟我爹共事过的人。
州官没来。
掌簿的没来。
粮仓走了水，上面的人都忙着推卸责任，谁顾得上一个烧死的小吏？
我帮着挖坑。
土很硬。
入秋以后，土里的水干了，一锄头下去只能刨出拳头大的一块。
我的手磨出了水泡，水泡破了，渗出透明的汁，拌上了泥。我接着刨。
坑挖好了，把棺材放进去，再一锄一锄把土填回去。
填完了。
一个小小的土堆。
连块碑都没有。
我娘站在坟前，站了很久。
没烧纸，也没哭，就站着。
风把她的头发吹到了脸前面，她也没伸手去拨。
回去的路上，她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谁都没说话。
那条泥路今天是干的，可还是不好走。
干裂的车辙印硬邦邦的，硌脚。
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发现她矮了，不是真的矮了，是背弯了。
前天还不弯的，今天弯了，像是有什么东西压在了她的脊背上，把她压弯了。
到家以后，她开始卖东西。
先卖了那只花公鸡， 三文钱。
然后是五只母鸡，十文钱。
然后是柜子、桌子、凳子，能搬动的家什都卖了。
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
直到有一天，她把我叫到跟前。
"德彝，你远房三舅在长安做生意。
我托了人带信给他，他说可以把你带去。"
我不说话。
"去了长安，找个大户人家投靠，你识字，会读书，能干活，只要进了门，就有一口饭吃。"
我还是不说话。
"你爹说了什么，你记着吗？"
"记着，让我活下去。"
"那就去，活下去。"
她的声音很平，平的听不出任何语气。
可我看见了她的手。
她的手在发抖。
那双揉面片的手。那双粗糙的、裂了口子的手，攥着衣角，攥得发白。
走的那天是个早晨。
天刚蒙蒙亮，鸡还没叫。
不对，鸡已经卖了，没有鸡叫了，这个小屋子里，可能再也没有鸡叫了。
院子里安静得很，只有井里的水在咕嘟咕嘟地冒。
远房三舅赶了一辆牛车来接我。
他是个胖子，穿一件褐色的短衫，脸上带着生意人的那种笑，不深不浅，不冷不热，看不出好坏。
我娘给我收拾了一个包袱。
一件换洗衣裳，两双布鞋，半块干粮，还有一个小布袋。
里面装着七十三文钱。
那是我爹留下的全部积蓄，加上卖鸡卖家具的钱，再加上我娘卖了自己嫁妆里那把剪子的钱，凑的。
七十三文。
一个人的命就值七十三文。
我把包袱背在身上，包袱很轻，轻得还是孩子的我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我娘站在门口。
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衫，跟我爹那件一样的布料。
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挽了一个髻，用一根木簪子别着。
她看着我。
没什么表情。
就那么看着。
"走了。"我说。
她点了一下头。
我转身上了牛车。
三舅吆喝了一声，牛慢腾腾地迈开了步子。
车轱辘碾在泥路上，发出吱吱呀呀的响。
我坐在牛车后面，背对着前方，面朝着来路。
我娘还站在门口。
她没进去。
牛车走得慢，我看着她一点一点地变小。
先是看不清她的脸了。
然后看不清她的衣裳了。
然后她变成了一个影子。
一个灰蒙蒙的、站在门口的影子。
越来越小。
越来越远。
直到变成了一个点。
牛车拐了一个弯，那个点消失了。
我没哭。
不是不想哭。
是不能哭。
我爹说了，活下去，不管用什么法子。
哭不能帮我活下去。
所以我没哭。
我攥着包袱带子，攥得很紧。
手心里全是汗，汗把包袱带子浸湿了，凉凉的，黏黏的。
牛车出了蓨县的城门。
门洞里阴暗潮湿，有一股尿骚味，出了门洞，阳光一下子涌进来，刺得我眯了眼。
路边有一棵老槐树，树干歪歪的，枝丫上还挂着几片黄叶子。
树下坐着一个老头在晒太阳，缩在破棉袄里，像只冬眠的老猫。
牛车经过他身边的时候，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眼神浑浊的，看不出什么意思。
我也看了他一眼。
然后牛车过去了。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回过蓨县。
从蓨县到长安，走了二十六天。
三舅是做粮食生意的，说是做生意，其实就是帮人跑车，手下有三辆牛车，拉着粮食往长安送。
我坐在最后一辆车上，屁股下面垫着一袋粟米。
粟米硬邦邦的，硌得屁股疼，可比走路强。
我见过沿路走的人，背着铺盖卷，弓着腰，一步一步地挪。
从天亮走到天黑，累得连嚼干粮的力气都没有。
路上的事，大部分都模糊了。
可有几样记得。
记得过黄河的时候，渡口在一个叫什么津的地方，名字忘了。
河面很宽，水是黄的，浑浊的，像搅了泥的粥。
渡船是平底的，上面能装两辆牛车，船工用一根长篙撑着，船在水面上晃晃悠悠的，我觉得随时要翻。
我蹲在船头，看着河水。
黄河的水往东流，不回头，我往西走，也不回头。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破庙里过夜。
庙里只剩下半截子墙和一个没了头的泥佛，三舅和车夫们在角落里生了火，烤干粮吃。
我蹲在火堆旁边，手里捧着半块干饼，饼硬得像石头，得在火上烤软了才嚼得动。
那天晚上很冷，风从没了屋顶的庙里灌进来，火苗被吹得歪来歪去。
我缩在粟米袋子后面，把包袱里的换洗衣裳全裹在身上，还是冷，冷得牙打颤。
半夜的时候，我听见了狼叫。
在庙外面。不远。一声接一声的，拖得很长。
呜……呜……
我没害怕，或者说害怕了也没什么用。
害怕了狼就不叫了？
害怕了天就不冷了？
害怕了路就到头了？
我攥着包袱里那个装钱的小布袋，翻了个身，闭上了眼。
第二天天亮，继续走。
还记得一件事。
路过一个镇子的时候，镇口挂着一颗人头。
用铁笼子装着，吊在木杆子上。
已经晒了不知道多少天了，脸都干了，缩成了拳头大小，嘴张着，牙齿龇着，像在笑。
眼窝是两个黑洞，里面被鸟啄空了。
三舅说，这是个强盗。前几天被县令抓了，砍了头，挂在这儿示众。
牛车从人头下面经过。我仰头看了一眼。
风一吹，铁笼子转了半圈，那颗头正好面朝着我。
我跟它对视了一息。
然后牛车过去了。
我没害怕。
但我记住了。
记住了死是什么样子。
记住了在这个世道里，一个人死了，跟路边死了一条狗没什么分别。
我爹说活下去。
不管用什么法子。
我越来越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
二十六天的路，我学会了三件事。
第一件：不跟人说自己的来路，三舅教我的。
他说，在外面走，别人问你从哪来，你就说从邻县来。
别说家里出了什么事，别说爹死了娘在家，这些话说出来，不会有人同情你，只会有人算计你。
第二件：饿的时候不要让人看出来，饿了就抿着嘴，把口水咽回去。
脸上不能带出来。一旦让人看出你饿极了，要么挨欺负，要么被当叫花子赶走。
第三件：看人。
路上什么人都有，有赶着驴队的盐商，走路带风，说话声音大，腰间挂着一把短刀。
有背着药箱的游医，缩着肩膀，见人就赔笑。
有穿着粗布衣裳的农人，挑着一担柴火，弓着背，不抬头。
有骑着马的兵丁，趾高气昂地从人群里冲过去，溅得满地泥水。
我坐在牛车上看他们。看他们怎么走路，怎么说话，怎么跟人打交道。
盐商跟客栈老板讲价的时候，拍桌子、摔筷子，最后嘿嘿一笑，少了两文钱。
游医给路人号脉，一脸严肃地说这个病了那个虚了，然后掏出一包药，三十文。
兵丁在路口拦住牛车，说要交过路钱，三舅不吭声，塞了一串铜钱过去，兵丁掂了掂，摆手放行。
每一种人，都有每一种人的活法。
每一种活法，都有每一种活法的规矩。
我十四岁。
我什么都不会。
可我会看。
二十六天后，我看到了长安。
准确地说，是先看到了城墙。
那堵墙，我这辈子见过的第一样让我说不出话的东西。
蓨县的城墙是黄土夯的，一人多高，墙头上长着草。
长安的城墙是青砖砌的，高得看不到顶。
我坐在牛车上仰头望，脖子都酸了，才看到墙顶上的垛口。有士兵在上面走来走去，小得跟蚂蚁似的。
城门口排了长长的队，牛车、马车、人流、驴队，乱哄哄地挤在一起。
守城的兵丁拿着长枪，吆喝着让人排队，有商人递上路引和通关文书，兵丁检查了，摆手放行。
我跟在三舅的牛车后面，混进了长安。
进了城。
我傻了。
街面宽得能并排跑八辆马车，两边是一间挨一间的铺子，卖什么的都有。
人多得像下了锅的饺子，走路肩膀擦着肩膀。
有穿绸衣的贵人坐在轿子里过，有骑高头大马的军官呼啸而过，有挑着担子叫卖的小贩，有蹲在墙根儿底下要饭的叫花子。
我站在街边，抱着我的包袱，像一根被扔在河里的木头，被人流冲来冲去。
三舅把粮食送到了他在长安的掌柜铺子里，然后领着我在城里转了一圈。
转了一圈，他把我带到了一条巷子口。
"看见了吗？"
他指着巷子尽头的一座大宅子。
高墙朱门。门口蹲着两只石狮子，门楣上挂着一块匾。
杨府。
两个金字，在阳光下亮得晃眼。
"这是越国公杨素杨大人的府。"三舅说。"整个长安城，数他的府邸最大，你想活下去，就投他的门。"
然后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三舅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然后他走了。
头都没回。
我站在巷子口，看着杨府的大门。
朱红色的漆。
铜钉。
石狮子。
门关着。
我这辈子见过太多关着的门。
蓨县衙门的门，关着。
粮仓的门，烧了。
家的门……
不想了。
我握了握拳。
手心里还有磨出来的茧子，是在蓨县挖坟的时候磨的。
我走过去。
蹲在了杨府的门口。
我蹲了三天。
第一天。
天亮蹲到天黑，门口有门房，不让我靠近，也不撵我走。
大概是觉得这种投门的穷小子多了去了，不值当理会。
我蹲在大门外十步远的地方，靠着墙根。
饿了。
包袱里的干粮第一天就吃完了，剩下那个装钱的小布袋，我没舍得动。
那是我娘给的，七十三文。
我不到绝路不花。
到了下午，一个厨子模样的人从侧门出来倒泔水。
我看见泔水桶边上挂着半块烧饼，大概是哪个丫鬟吃剩的。我等那人走了，过去捡了。
半块烧饼，硬了，但还能嚼。
顶了半天。
第二天下雨了。
秋雨，细细密密的，不大，但冷。
我靠着墙根缩成一团，把包袱顶在头上挡雨。
雨水顺着墙面往下淌，淌到我蹲着的地方，裤腿湿了。
没吃的了。
墙根底下的水洼里有雨水，我用手捧着喝了几口，凉的，有股子泥腥味。
门口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坐轿子的，骑马的，走路的。
有人看我一眼，有人看都不看。
没人问我是谁。
没人管我为什么蹲在这儿。
长安城这么大，一个蹲在墙根底下的穷小子，跟路边的野狗没什么分别。
第三天天晴了。
我的衣裳还是湿的，贴在身上，又冷又难受。
肚子空了两天了，脑袋发晕，眼前的东西有一阵没一阵地发花。
上午。
大门开了。
里面出来了一顶轿子，八个人抬的，轿帘子是绣了金线的，在阳光底下闪闪发亮。
轿子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帘子忽然掀开了一角。
有人从里面看了我一眼。
那是我第一次见杨素。
我的故事，从那一双眼睛开始。
可那一双眼睛之前的事------
蓨县的泥路，我娘的面片汤，我爹的粮仓，火光，烟，横梁，血，七十三文钱，二十六天的路，半块烧饼，墙根底下的雨水。
这些事，才是我的根。
是长在墙头上的草的根。
又浅又短。
可它是根。
没有它，连墙头草都做不成。
杨素留下了我。
就因为我蹲了三天没走。
说起来可笑。堂堂越国公、大隋宰相、天下兵马大元帅，看上了一个蹲在墙根底下的穷小子。
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本事，是因为我身上有一样东西，他觉得有趣。
"你要什么？"
"回大人，小人想给大人当差。"
"你会什么？"
"小人会读书，会算账，会看人脸色。"
他笑了。
那个笑，我后来见过无数次，不是高兴的笑，不是亲切的笑，是一只猫看到了一只有意思的老鼠时那种笑。
"会看人脸色？这话倒新鲜。”
“好，留下吧。"
我进了杨府。
从最底层做起，书童。
磨墨、抄书、端茶、倒水、扫地、洗砚台。
跟其他书童一起住在后院的下人房里，八个人一间屋，挤在通铺上。
褥子是旧的，有股子霉味，比我家的炕还硬。
可我不在乎。
我有饭吃了。
一天两顿。
早上稀粥加咸菜，晚上馒头加一碟子炒豆芽。
偶尔赶上府里有宴席，厨房会把剩下的菜端到下人房，那就是过年了。
我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嚼很久。
怕吃太快，肚子受不了，饿了太久的人，猛一吃，会吐。
杨府很大，前面是正堂，会客议事用的。
后面是内院，家眷住的。
东跨院是幕僚们的住处，西跨院是武将随从的营房。
光下人就有两百多号，管事的、跑腿的、做饭的、看门的、喂马的、扫院子的，各司其职。
我一个都不认识。
可我记住了每一个人的脸。
每一个人说话的语气。
每一个人看别人时的眼神。
这是我的本事，从蓨县带来的，路上练过的，到了杨府，越练越精。
头三个月，我没说过一句多余的话，让我磨墨我就磨墨，让我端茶我就端茶。
不多嘴，不多事，不跟人争，不跟人吵。
别的书童偷懒的时候，我在干活。
别的书童闲聊的时候，我在听。
听什么？听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里藏着什么意思。
谁跟谁关系好，谁跟谁有过节，谁在背后说管事的坏话，谁在偷偷给外面的人递消息。
我都记在脑子里。
不写下来，写下来会被人翻到，脑子里最安全。
三个月以后，我等到了机会。
有一天，杨素在正堂里请客，来的都是朝中的官员，喝酒吃菜，谈笑风生。
书童们轮流进去斟酒布菜，轮到我的时候，杨素正在讲一个笑话。